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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察百年》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杜元明 2007-1-1 11:27:54

北京警察史学研究的开山力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所长杜元明

一部在中国警察史研究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填补北京警察史研究学术空白、长达百余万言的巨著《北京警察百年》,终于可以杀青付梓了。此书是穆玉敏同志废寝忘餐、呕心沥血、披阅数载辛勤笔耕的结晶,我为它的诞生感到高兴,并向著者表示真诚的敬意和祝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历史的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本来就“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列宁:《千赢国际手机登录与革命》),所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如若缺少历史知识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亦正因此,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号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将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和应用马列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很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对此,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毛泽东关于应当重视和加强对历史研究的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巨大的教育和指导意义。
我以为,对警察史的分析和研究,主要属于上述对历史作分门别类研究中的政治史(对“公安军”、武警、特警、边防警等警种的研究,还涉及一定时期的军事史)研究的范畴之内。如果说中国于1898年在湖南长沙试办警察,仅过两年即1900年清政府就开始在北京正式建警的话,那么,从这算起,一百余年来的中国和北京的警察史是很值得认真探索和研究的。
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和那种素朴革命地、简单地抛弃全部以往历史的旧唯物主义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发展的过程,而自己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过程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反杜林论》)诚然,历史长河里难免会有暗礁、险滩、逆流和旋涡,但其主体总是奔腾向前、不可阻挡的。
在世代更迭之中,各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或成功、光耀,或窝囊、暗淡,或失败、耻辱的印迹。而每一时代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都不可能抛却历史、从零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这就是说,以往历史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包括传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这样的精神条件,都潜在并悄无声息地如幽灵般纠缠、制约和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后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前人在历史上的荣辱成败的经验教训有所分析、鉴别,有所汲取和扬弃。
当然,回顾过去是为了审视现在和展望未来,因为历史是既不可割断,又绝非停滞不前的,它如源头活水,时时刻刻都处在发展和变动之中。因之,每一时代的人们为求生存与发展,都必然会遇到新的问题与矛盾,同时也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并肩负着继往开来,推动社会继续前进的新的历史使命。所以,立足现实,回溯历史,探索规律,借古鉴今,以利再战,就成了世人明智的行为准则。以此观之,也就不难理解公安机关在全力做好现实警务活动,完成自身职责的同时,要加强公安文化建设,包括关注和研究警察自身的发展历史,以及号召干警个人努力学习和了解警察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
不错,一个时期以来,各地公安机关纷纷成立了“史志办”,组织力量从对各种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对老公安、知情人的访谈记录入手,开始了本地公安警察史的研究和编写,有的甚至已成书出版,其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是显著的。然而,写成像《北京警察百年》这样鸿篇巨制的,实属首见。
我以为,《北京警察百年》有如下的写作特色:
一、立足北京,放眼全国
顾名思义,《北京警察百年》的描述对象是北京警察,但它又不为地域所囿,而将视野扩及全国。根据警察作为统治阶级执政工具的政治属性,以及历来对警察实行中央与地方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的特殊性,本书谈的虽是北京一地的警察,但始终将其置于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之下和全国警政的大格局之中来展开叙述。因此,书中不仅写了北京警察的体制、机构等的变迁、警界杰出人物及其种种作为与壮举,而且将各个时代、各个时期我国发生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全国的治安形势、犯罪动向及大要案例和政法警察机关采取的对策和作出的部署,乃至警察制度沿革、警政建设举措等等,几乎都囊括无遗、一一写到。这就较好地顾及了个别与一般、地方与全国的关系,使本书凸显了北京警察史与千赢国际手机登录公安史相融通、相统一的特色。
二、以今为主,古今兼顾
《北京警察百年》分上、下两卷。为使北京警察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清晰可见,《北京警察百年》以时序为经,以某一时期政坛、警坛的状貌即空间为纬,编织起全书宏大的时空架构。上卷“京师警察溯源”自古代谈至近、现代,体现出著者对历史问题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但这部分并不是本书叙述的核心,故篇幅仅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下卷“首都公安历程”(为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公安的成长和战斗历程,弄清其来龙去脉,专设首章“人民公安初创时期”,使其叙述时间跨越了现、当代,空间也连及赣、粤、沪、陕等而不止北平一地,而除此之外,下卷其余六章则是专谈当代“首都公安”的)作为著者心驰神往、笔墨倾注的重点,占居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亦属理所当然。从而体现出了立足现实、回望历史、重在当代、以今为主、追根溯源、古今兼顾的又一特色。
三、写法灵活,格式特别
《北京警察百年》大体是按时间顺序次第写来的,但在谈及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时,为求介绍的相对完整,又往往打破时空的限制。如介绍邓发,从其1931年出任江西中央苏区政保局长写起,又倒回去介绍其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云浮县城及其生平传略,直至写他于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止;又如写北京妓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初期彭真、毛泽东、罗瑞卿先后对禁娼作出的指示起笔,依次写到“北京历史上的妓院”、“处境悲惨的妓女”、“北京历史上的洋窑子”、“妓女传播性病也倍受性病的折磨”、“妓女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而具体到某一细目,也是尽情挥洒,如写到美国大兵把洋窑子里的妓女叫“Mary”(玛丽),乃至把街上行走的中国姑娘一律称为”Mary”,随即提及“1946年轰动中外的北大女学生沈崇被两名美国兵强奸,就与此相关”,而后叙述此案的始末,等等。除了这种笔随兴至、略带跳跃的笔墨,作者有时还引用读书所得的材料以丰富历史叙述,如谈胡风案的扩大化就引韦君宜《思痛录》第37页谈其当时对抓捕好些“胡风分子”的“想不到”为例加以佐证。此外,还有行文中的或穿插故事,或夹叙夹议,都使本书随处呈现出写法灵活的特点。
而全书结构上更大的特色,则是条块相间。全书总体上是自古至今顺时序而写,但在历史陈述中又穿插描述了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使全书犹如长江黄河,于一泻千里、浩荡前行的途中,也旁生出若干支流和湖泊,而显现出既有大河奔流、波浪壮阔、气象万千的豪迈雄浑之美,又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田园风光般的柔婉纤丽之美。这样写,当然有悖于一般要求用语准确、文笔素朴简约的史书写作传统,但《北京警察百年》这种写法和格式的特别,因其平添了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强的阅读效果,却不啻为一种创新尝试。
四、内涵丰厚,形式多样
由于穿插了作为背景出现的或是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介绍,加上分门别类地述及各警种警察的方方面面,使本书有如警察百科全书似的,内容丰富多彩,内涵颇为深厚;又由于《北京警察百年》几乎涵盖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修史样式的基本元素,并努力做到图文并茂,形式活泼,因而读之意趣盎然,令人爱不释手。
古人曾以“信”`“达”`“雅”作为修史必须遵循的原则`标准。所谓“信”,是指内容(包括引用的史料)要翔实可信;“达”,即表述要充分到位;“雅”,则要求文笔雅致简洁。我以为,这三者《北京警察百年》都具备了。
穆玉敏是幸运的,她成功了,她生逢其时,成长于实行改革开放和重视人才,个人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的大好年代;有一个相当宽松的著作环境,其写作才能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和认可;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到市局政治部宣传处和警察博物馆领导,对她的创作都给予了大力而切实的关心和支持。
穆玉敏也是很不容易的。虽然她是公安作家,出版过不少作品,但是,该作与文学创作基本上是个人行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是一部史书,必须真实;其次是工作量大得惊人,几乎是将一个应当由多人组成的“史志办”所要承担的文字工程项目由她独力来做,为此,她不仅要博览群书,还要泡图书馆、档案馆去搜集史料。无论盛夏酷暑,刮风下雨,还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为了寻找和抄录一条史料,或是为了找到一张照片,她都要不辞辛劳,多次往返奔波,几下相关馆所,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从书山文海中一点一滴地掘取所需的宝贵资料。从搜集和梳理那大量的史料数据,再到灯下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和反复修改书稿,她几乎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和娱乐,更不用说平时那数不清的熬夜和加班加点了。
现在,当我们捧读这部沉甸甸的大书时,实在应当感谢她为此付出的那许多心血和智慧。同时,也应当感谢北京市公安局,是他们如“伯乐”慧眼识得“千里马”一般发现和培养出了如此出众的一位女作家兼女学者!
业精于勤。有志者事竟成。这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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